【王阳明代数讲义】系统学习入门二十四史的方法及每部史书特色

学习路径规划

入门阶段

• 目标：建立历史框架，培养文言文阅读能力。
• 方法：
  • 通史铺垫：先读《尚书》《左传》《资治通鉴》等，构建基本历史脉络。
  • 选读入门书目：如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、严耕望《治史三书》，掌握治史方法。
  • 文白对照阅读：选择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文白对照版，降低理解难度。
• 推荐版本：中华书局点校本（繁体竖排，学术权威）或简体横排本（易读性高）。

进阶阶段

• 目标：深入研读核心史书，掌握断代史研究方法。
• 方法：
  • 前四史必读：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，奠定历史认知基础。
  • 按朝代选读：根据兴趣选择唐、宋、明等朝代史书，如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《宋史》。
  • 专题研究：结合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等，研究典章制度、学术流变。

高阶阶段

• 目标：形成系统性历史观，进行跨朝代对比研究。
• 方法：
  • 循环研究法：通史与断代史交替阅读，如先通读《通鉴》，再精研《明史》。
  • 批判性阅读：对比新旧《唐书》《五代史》，分析“春秋笔法”与史实差异。
  • 学术工具辅助：使用《廿二史札记》《史通》等工具书，深化史料分析。

二十四史每部史书特色

前四史（核心经典）

• 《史记》（西汉·司马迁）

  • 特色：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首创“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”五体，以人物为中心，兼具文学性与史学价值。
  • 必读理由：奠定历史叙述范式，蕴含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的哲学思考。

• 《汉书》（东汉·班固）

  • 特色：首部断代史，侧重典章制度（如《食货志》《刑法志》），文风严谨，开创“志”体例。
  • 必读理由：反映西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全貌，为后世断代史提供范本。

• 《后汉书》（南朝宋·范晔）

  • 特色：新增《列女传》《宦者传》，批判外戚宦官乱政，体现南朝士人价值观。
  • 必读理由：揭示东汉政治生态，关注女性与宦官群体历史地位。

• 《三国志》（西晋·陈寿）

  • 特色：以曹魏为正统，裴松之注补充大量史料（如《魏略》《九州春秋》），兼具史实与考据。
  • 必读理由：三国时期核心史料，裴注内容丰富，为《三国演义》提供素材。

唐修正史（官修史书开端）

• 《晋书》（唐·房玄龄等）

  • 特色：唐太宗亲撰部分篇章，多采小说野史（如《搜神记》），文学性强但史实存疑。
  • 阅读提示：需结合《世说新语》等文献验证史实。

• 《隋书》（唐·魏徵等）

  • 特色：首创《经籍志》，确立四部分类法（经、史、子、集），反映唐代学术格局。
  • 必读理由：研究隋代制度与唐代文化渊源的关键史料。

• 《南北史》（唐·李延寿）

  • 特色：打破朝代界限，贯通南北朝历史，体现唐朝统一后的民族融合观。
  • 阅读提示：与《魏书》《宋书》等对比，分析南北朝史观差异。

宋元修史（整合分裂时代）

• 《宋史》（元·脱脱等）

  • 特色：篇幅最长（496卷），冗长但资料丰富，反映宋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繁荣。
  • 阅读提示：结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《宋会要辑稿》等补充史料。

• 《辽史》《金史》（元·脱脱等）

  • 特色：三史同时编修，保存北方民族史料（如辽代《百官志》、金代《礼志》）。
  • 必读理由：研究辽金制度与民族关系的重要文献。

明清修史（终结正史体系）

• 《明史》（清·张廷玉等）

  • 特色：编纂严谨，但讳言清廷入关前历史（如删改《李自成传》）。
  • 阅读提示：结合《明实录》《国榷》等，分析清廷史观。

• 《清史稿》（民国·赵尔巽）

  • 特色：未定稿，立场问题未解决（如称清朝为“国朝”），但保存大量原始档案。
  • 阅读提示：作为研究清史的参考，需批判性使用。

学习建议

• 先通史后断代：从《史记》到《明史》，按时间顺序阅读，建立历史连贯性。
• 抓核心避冗余：前四史必读，后二十史选读（如唐、宋、明）。
• 工具书辅助：使用《历代纪元编》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等，解决时间、地理问题。
• 批判性思维：对比新旧《唐书》《五代史》，分析史官立场与史实偏差。

经济学视角下的《二十四史》精读表

管理学视角下的《二十四史》精读表

现代家族企业治理视角下的《二十四史》精读表

二十四史概要

二十四史简介

“二十四史”是合在一起的中国古代二十四部史书的统称，包括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《晋书》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《梁书》《陈书》《魏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《隋书》《南史》《北史》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《旧五代史》《新五代史》《宋史》《辽史》《金史》《元史》《明史》。所记内容，起自传说中的黄帝（约公元前30世纪初），止于明代的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；编写工作始自西汉，止于清代，编写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八百多年。

这二十四部史书，得到了清代乾隆皇帝的钦定，是得到统治者认可的“正统”史书，也就是“正史”——“二十四史”的名字，正是由此而来的。它们都属于中国古代史书体例中的纪传体史书，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展开叙述。下面，逐一对它们进行简要介绍。

史记

《史记》是“二十四史”中的第一部，由司马迁撰写，征和二年（前91年），《史记》一书基本完成。司马迁（约前145或前135—？），西汉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，字子长，夏阳（今陕西韩城南）人。少年时随父司马谈读书，并从董仲舒受学《春秋》，向孔安国问疑《尚书》。二十岁出游，历经长江、湘江、沅江、淮水、泗水、黄河等流域，沿途考察名胜古迹，访问历史遗事，调查社会风俗。后为郎中，曾随汉武帝出巡西北诸郡县。元鼎六年(前111)，奉命出使西南。元封元年（前110年）父死，遗嘱继志著史。三年，任太史令，阅读皇室所藏典籍，开始搜集史料。太初元年（前104年），倡议并主持改革历法工作，与太中大夫公孙卿、壶遂、典星射姓、治历邓平、方士唐都、落下闳等数十人，共同制订了以正月为岁首的新历，名为“太初历”。此后即着手著史。天汉三年（前98年）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，触怒武帝，获罪入狱，处以腐刑。太始元年（前96年）出狱，任中书令。受刑之后，忍辱发愤，艰苦撰述，根据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世本》《战国策》等史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、官府所藏的典籍档案以及亲身考察访问得来的资料，终于写成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《史记》（原名《太史公书》），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影响极为深远。司马迁逝世后，《史记》藏于家，至汉宣帝时，始由其外孙杨恽公布于世。

《史记》，原名《太史公书》，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共五十多万字，记载了上至黄帝，下至汉武帝元狩二年（前122年）约三千年间的史事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《史通》一书中把历史著作分为“编年体”和“纪传体”两大类，《史记》则是纪传体的创始之作，它有“纪”有“传”。《史记》之后的历代正史，都沿袭了这一体例。

据司马迁自序，《史记》全书共一百三十卷，计本纪十二卷、表十卷、书八卷、世家三十卷、列传七十卷（包括《太史公自序》）。“十二本纪”按年代记载大事，年代远的以朝代为主，年代近的以帝王为主。“十表”是把重要的时事、人物等按年代、地区用简明的表格表示出来，大致分为两种类型，一是大事年表，一是人物年表。“八书”是把政治、经济、天文、地理等方面的制度和情况分类记述，各自成篇。“三十世家”记载了周代主要封国诸侯、汉初诸侯王的事迹；地位相当于诸侯的人物，也列入世家。“七十列传”，除最后一卷《太史公自序》介绍作者自己的身世、撰述目的、写作经过以及全书篇目、内容等外，主要记载各阶层人士的活动，其中有类传九卷，少数民族传六卷。

《史记》是一部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、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巨著。它对中国民族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它全面叙述了中国上古至汉初约三千年间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，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。它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观念，建立起了中国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。它称天子为本纪，称诸侯为世家，以天子在位年为全国共同纪年。这样，以天子为中心，申明华夷之辩，构建起了中华民族利益认知共同体（宗必有源），语言共同体（源必要经），精神共同体（何者为要）。

《史记》不仅是纪传体史书的最高成就，同时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、社会良知、为人为文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从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倡导的“古文运动”起，历代的为文无不以《史记》为法。同时，《史记》是科学的历史著作和优美的文学著作的巧妙结合，被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

《魏公子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信陵君仁而爱人，礼贤下士，其窃符救赵的故事展现战国贵族的风骨。司马迁以细腻笔触刻画人物，如“公子从车骑，虚左，自迎夷门侯生”，生动传神。

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蔺相如完璧归赵、渑池之会的智勇双全，与廉颇“负荆请罪”的将相和，堪称经典。司马迁通过对话和细节描写，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。

《刺客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豫让“士为知己者死”、荆轲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悲壮，展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刺客的侠义精神。文章情感浓烈，极具感染力。

《淮阴侯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韩信从胯下之辱到拜将封侯的传奇人生，司马迁以“文情并茂”的笔法，揭示其军事天才与政治幼稚的矛盾，读来令人唏嘘。

《魏其武安侯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通过窦婴、田蚡的权力斗争，展现西汉宫廷的黑暗与复杂。文章条理清晰，人物关系错综复杂，堪称权谋斗争的典范。

《史记》所记录的史实向称可靠，是关于汉武帝以前历代历史的唯一完整的文字记录，在史学界有着很高的地位。

对于《史记》，历来治史者无不深加研习，有很多人进行了注解。其中，南朝刘宋的裴骃【裴松之之子】的《史记集解》、唐代司马贞的《史记索隐》、唐代张守节的《史记正义》最为著名，对于《史记》的研读助益颇大。

汉书

继《史记》之后，班固撰写了《汉书》。班固（32—92），东汉史学家、文学家，字孟坚，扶风安陵（今陕西咸阳市东北）人，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。其父班彪（3—54）是一位史学家，曾作《后传》六十五卷来续补《史记》。班固的《汉书》，是在其父所作《后传》的基础上完成的。班固十六岁入洛阳太学，二十三岁父死后归乡里。以父所撰《史记后传》叙事未详，乃潜心继续撰述力求精善。汉明帝永平五年（公元62年），被人诬告私改作国史，下狱。其弟班超辩明其冤，出狱后被任为兰台令史，奉命撰述东汉开国以来史事，与陈宗、尹敏、孟异等共撰成《世祖本纪》。迁为郎，典校秘书，又自撰功臣、平林、新市、公孙述等列传、载记二十八篇。明帝复命他完成前所著书。他认为《史记》以汉朝“编于百王之末，厕于秦项之列”，不妥，决心撰写起自汉高祖、终于王莽共二百三十年事迹的《汉书》。汉章帝时，以文才深得器重，迁官玄武司马。建初四年（79年），章帝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，命其记述其事，撰成《白虎通德论》（一名《白虎通义》）。汉和帝永元元年（89年），随窦宪出击匈奴，为中护军，参预谋议。次年，行中郎将事。永元四年，窦宪失势自杀，他受牵连免官、被捕，死于狱中。

班固去世后，《汉书》还有八表和《天文志》没有写成，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（约49—约120）补作；马融（79—166）之弟马续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协助班昭作了《天文志》。班昭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才华的女史学家，也是“二十四史”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。

《汉书》包括纪十二卷、表八卷、志十卷、传七十卷，共一百卷，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。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（前206年），止于王莽地皇四年（23年）。

《苏武传》
推荐理由：苏武北海牧羊十九年，坚守气节，班固以平实的语言刻画其忠贞不屈的形象，如“杖汉节牧羊，卧起操持，节旄尽落”，感人至深。

《霍光传》
推荐理由：霍光辅政汉室，权倾朝野，班固通过其生前身后的对比，揭示专制制度下外戚专权的危害。文章叙事严谨，史论精辟。

《朱买臣传》
推荐理由：朱买臣从贫贱到显贵的经历，反映西汉社会阶层流动。班固以细腻笔触描写其“覆水难收”的典故，兼具文学性与历史价值。

《汉书》记载的时代与《史记》有所交叉，两书对于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都有记述。在这一部分，《汉书》常常移用《史记》里的文字叙述。但是，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、材料取舍标准的不尽相同，班固移用时有所增删改易。不过，要想了解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，《史记》是不可或缺的，《汉书》也是不可废弃的；至于汉武帝中期以后的西汉历史，就现存的史籍来说，以《汉书》记载最为系统和完备。

《汉书》的体例，与《史记》相比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。《史记》是一部通史，《汉书》则是一部断代史。《汉书》把《史记》的“本纪”省称为“纪”，把“列传”省称为“传”，把“书”改为“志”，取消了“世家”——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“传”。这些变化，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了下来。

《汉书》新增加了《刑法志》《五行志》《地理志》《艺文志》。其中，《刑法志》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法律制度沿革，以及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。《地理志》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、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，有关各地物产、经济发展状况、民情风俗的记载更为引人注目。《艺文志》考证了各个学术派别的源流，记录了当时存世的书籍——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。

《汉书》的《食货志》，是由《史记》的《平准书》演变而来的，但内容更加丰富了。它有上下两卷，上卷谈“食”，即农业经济状况；下卷论“货”，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，是当时的经济专篇。

《汉书》八表中有一篇《古今人表》，从太昊帝记到吴广，有“古”而无“今”，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。不过，后人非常推崇《汉书》的《百官公卿表》，它虽然篇幅不多，但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及其变迁清楚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。

《汉书》喜用古字古词，比较难读，从汉至唐历经民族融合，唐代已有明显（唐楷，中和）不同于汉代古字古词（汉隶，尽信）的文化信仰与风格的用字用词差异，这就提出了为《汉书》作注的要求。东汉末年，已有服虔、应劭作注。到了唐代，颜师古汇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释，纠谬补缺，完成了《汉书》的新注。清代末期，王先谦著有《汉书补注》。

后汉书

《后汉书》一百二十卷，包括纪十卷、列传八十卷、志三十卷，主要记载了从东汉光武帝刘秀到汉献帝刘协近两百年间的历史。其中，本纪、列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的范晔，志的作者是西晋的司马彪。

范晔（398—445），南朝刘宋史学家，字蔚宗，顺阳（今河南淅川南）人，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。范晔曾在南朝宋武帝的儿子彭城王刘义康那里做官，参议军事；后来得罪了刘义康，被贬为宣城太守。范晔郁郁不得志，发奋编写《后汉书》。刘义康和宋文帝争权夺利，范晔受到牵连，于元嘉二十二年被杀。

司马彪（？—约306），西晋史学家，字绍统，河内温县（今河南温县西南）人，西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，卒于晋惠帝末年。所著《续汉书》共八十卷，论次东汉史事，纪、志、传均备；不过，纪、传已佚，仅存八志三十卷，即传本《后汉书》中的志三十卷。

在范晔作《后汉书》以前，已经出现了许多记述东汉历史的史书。范晔在各家“后汉书”的基础上，博采众书，斟酌去取，撰成《后汉书》。它简明而又周详，记载有重点而又不遗漏，后来居上，淘汰了其他各种“后汉书”。

相比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《后汉书》有自己的特点。《汉书》是一个皇帝一篇本纪；东汉一代，殇、冲、质三帝在位时间短促，事迹不多，《后汉书》从实际出发，把他们附在其他帝纪后面。

《汉书》“纪”的最后一篇是《皇后纪》，相当于《汉书》中的《外戚传》。汉高祖死后，吕后曾专权多年，所以司马迁和班固把吕后列入本纪；然而，范晔则不加区别地把皇后全部写进“纪”，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对君权的尊崇。

《后汉书》记人叙事喜欢以类相从，而不论年代的先后。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已有的类传之外，《后汉书》新创了《党锢传》《宦者传》《文苑传》《独行传》《方术传》《逸民传》《列女传》等，把同类的人物纳入一篇。

《党锢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记录东汉末年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，如李膺、范滂等人的刚正不阿，展现知识分子的风骨。范晔以犀利的笔锋批判时政，史论深刻。

《宦者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剖析东汉宦官专权的根源，如蔡伦改进造纸术的贡献与侯览等人的祸国殃民，形成鲜明对比。文章揭示专制制度的弊端，具有现实意义。

《列女传》
推荐理由：范晔首创为妇女立传，收录班昭、蔡琰等十七位杰出女性，突破传统礼教束缚。文章选材广泛，体现对女性才能的认可。

《后汉书》的《舆服志》《百官志》是前史所没有的。《舆服志》记载反映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车服沿革和式样，《百官志》记述了东汉分官设职的情况。

《后汉书》志中不立《食货志》，漏载了东汉一代的经济制度，显然是一大缺点。后来的《晋书·食货志》追述了前代经济状况，方才弥补了这一不足。

南朝梁代刘昭给《后汉书》作注，把《续汉书》的志抽出来加以注释，并补入《后汉书》，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《后汉书》。唐高宗的儿子李贤等人的注出现后，刘昭注不再被人们看重。今本《后汉书》，纪、传是李贤注，志是刘昭注。

三国志

《三国志》记事起于东汉灵帝晚季，止于吴国灭亡。修史体例效法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有纪、传，缺志、表。此书以魏、蜀、吴三国并列，属于首创。

《三国志》全书共六十五卷，其中魏书三十卷、蜀书十五卷、吴书二十卷，三书各分纪、传。作者置“魏书”于全书之首，称曹操、曹丕、曹叡为帝，奉魏为正统。

作者陈寿（233—297），西晋史学家，字承祚，安汉（今四川南充市北）人，生于蜀汉建兴十一年，卒于西晋元康七年。少好学，师事谯周，在蜀汉为观阁令史，因不愿屈事宦官黄皓，屡遭谴黜。入晋后，历任著作郎、治书侍御史。晋灭吴后，他搜集三国时官、私著作，著成《三国志》。陈寿有良史之才，“善叙事”；所记史实，务求审正，编次得体，文笔简练。

《诸葛亮传》
推荐理由：陈寿以简洁的笔法勾勒诸葛亮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形象，“草庐对”“出师表”等篇章成为千古名篇，展现其政治与军事才能。

《关羽传》《张飞传》
推荐理由：关羽“威震华夏”、张飞“义释严颜”，陈寿通过战场细节与人物对话，塑造两位武将的忠义勇武，对后世文化影响深远。

《华佗传》
推荐理由：记录华佗发明麻沸散、五禽戏的医学贡献，以及其“不事权贵”的性格。文章兼具科学价值与人文精神，展现古代医者的风范。

《三国志》叙事较为简略，南朝刘宋的裴松之（372—451）为之作注。裴松之博引群书，进行补阙、备异、惩妄、论辩，使得注释范围不仅仅限于地理名物，注文多出本文数倍，保存的史料甚为丰富。裴注所增补的内容，首尾完具，引书多达一百四十余种——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经散佚。所以，就史料价值来说，裴注不下于陈寿之书。

晋书

《晋书》记述的史事，从司马懿开始，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（420年）刘裕取代东晋为止，记述了西晋和东晋的兴亡过程。同时，它用“载记”的形式，叙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衰史。

《晋书》全书一百三十卷，包括帝纪十卷、志二十卷、列传七十卷、载记三十卷。

唐代以前，关于西晋的史书曾有二十几种；然而，“制作虽多，未能尽善”，所以唐太宗李世民才下令重修。《晋书》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（646年）开始，至二十二年成书。先后参加编写的有二十一人，房玄龄（579—648）等为监修官。

由于唐太宗为宣帝司马懿、武帝司马炎两篇帝纪，以及陆机、王羲之两篇传写了论赞，所以旧本《晋书》又题唐太宗“御撰”。

《晋书》的执笔人，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，往往追求辞藻华丽，而对史实的考辨、史料的搜集则注意不够。

《晋书》的《天文志》《律历志》由李淳风（602—670）撰写。他是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、数学家，所以，《天文志》中记载的天体、仪象、星宿位置等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，被后人一致推重。

《食货志》虽然有些疏略，但其中一些记载是难得的史料。

《晋书》的体例与“前四史”有一个明显不同之处，即它增设了“载记”一项，这也是根据当时特有的政治格局设立的。“载记”记述的既不是“正统”的君主，也不是正统君主臣属的“僭伪”人物，而是记载不属于正统王朝的割据政权的事迹。在成汉、二赵（前、后）、三秦（前、后、西）、四燕（前、后、南、北）、五凉（前、后、南、北、西）、夏等“十六国”中，除前凉、西凉载入列传（前凉的统治者张轨原为晋臣，西凉的统治者李嵩是唐代皇帝的始祖）外，其余的都收入了“载记”。

《晋书·王导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王导是东晋开国元勋，其“镇之以静”的治国策略稳定了江南局势。列传中详载他与琅琊王氏家族的互动，以及与南方士族的权力博弈，是理解东晋门阀政治的关键。

《晋书·谢安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谢安以“淝水之战”的指挥者身份闻名，列传中不仅记录其军事才能，更展现其“雅量深藏”的士人风范，如战前与子侄下棋的从容姿态，体现魏晋名士的独特气质。

《晋书·陶潜传》《宋书·陶潜传》《南史·陶潜传》
推荐理由：以陶潜仕途经历为主线，详述其从州祭酒到彭泽令的宦海沉浮，突出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经典典故，体现南朝士人对隐逸文化的推崇。

宋书

《宋书》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，记述了南朝刘宋王朝六十年间的史实，起自公元420年武帝刘裕建国，止于479年顺帝刘准被迫禅位。

作者沈约（441—513），南朝梁代文学家，字休文，吴兴武康（今浙江德清）人，历仕宋、齐两代，后来帮助梁武帝登位。

齐武帝永明五年（487年），沈约奉敕编撰《宋书》。《宋书》传至北宋时已有残佚，今本中有的篇章是据唐代李延寿《南史》补入的。

《宋书》全书一百卷，其中本纪十卷、志三十卷、列传六十卷。作者根据何承天等所著宋史旧本，旁采注纪，撰续成书。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，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。

书中纪传叙事详密，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。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、奏疏、书札及文章，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。列传写作常采用“带叙法”，将不列专传人物的事迹，于某人传中夹带写出。各志工程巨大，内容详备，篇幅几占全书之半。志前有《志序》，详述前代修志情况，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，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。

《宋书·范晔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范晔是《后汉书》作者，列传中详述其因谋反被诛的悲剧结局，同时收录其自序，反映南朝士人“文史兼修”的传统，以及政治斗争的残酷性。

《宋书·宗室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刘宋宗室内部权力斗争激烈（如刘劭弑父、刘子业暴虐），此列传通过多个人物案例，揭示南朝皇族“骨肉相残”的循环模式，对理解封建王朝继承制度有重要价值。

南齐书

《南齐书》，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元年（479年）至齐和帝萧宝融中兴二年（502年）间的史实，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史书。原名《齐书》，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撰《北齐书》而改称《南齐书》，撰著者为萧子显。

萧子显（487—535），南朝的历史学家、文学家，齐高帝萧道成之孙，字景阳，南兰陵（治今江苏常州市西北）人。其《南齐书》的撰写，始于梁武帝天监十三年（514年）以后，完成于普通七年（526年）以前。

《南齐书》共六十卷，现存五十九卷，其中本纪八卷、志十一卷、列传四十卷。所缺一卷系本书最后的《自序》（或称《序录》），于唐代已失传。本纪八卷中，除高帝萧道成分上、下卷外，其余六帝各一卷。列传中的“文学传”是萧子显自创，为《宋书》所无。

早在萧子显编撰《齐书》之前的南齐初年，檀超（生卒年不详）、江淹（444—505，历仕宋、齐、梁三代）等曾奉诏撰著《国史》。此外，沈约著有《齐纪》，吴均（469—520）著有《齐春秋》。这些都为萧子显撰写齐史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。萧子显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，对南齐的许多史事、王室情况是熟悉的，或者亲自经历过；加之萧梁取代萧齐，未经重大战乱，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，这更为萧子显修史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
同时，萧子显身为梁齐皇室，又为梁武帝宠臣，故在帝王及贵族人物纪传中多有曲笔，未尽据实直书。

《南齐书》文字比较简洁，史笔流畅，叙事完备。于人物列传的写作，继承了班固《汉书》的类叙法，又借鉴了沈约《宋书》的带叙法，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，避免了人各一传的不胜其烦的弊病。

《南齐书·孔稚珪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孔稚珪以《北山移文》讽刺隐士虚伪闻名，列传中保留其文学创作与政治主张，展现南朝文人“以文载道”的传统，同时反映士族与寒门的矛盾。

《南齐书·檀超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檀超是南齐史学家，列传中记载其修史主张（如“史无避讳”），与《南齐书》编纂形成互文，体现南朝史学“直书实录”的精神。

梁书

《梁书》，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（502年）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（557年）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。此书是姚察、姚思廉父子经过几十年而辛勤撰成的。在他们父子编撰梁史时，已有大量史著或史料可资参考，但这些史书现在均已失传，现存的《梁书》便成为研究梁朝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。

《梁书》共五十六卷，其中本纪六卷、列传五十卷，书中无表、志。本纪中，武帝共三卷，其余简文帝、元帝、敬帝各一卷。列传立类传八种，多仿照前史，名目略有更改。列传内容丰富，记事具体，于南朝各史中较好，享有盛誉。

姚察（533—606），南朝历史学家，字伯审，吴兴（今浙江湖州）人，历经梁、陈（任吏部尚书）、隋三朝。入隋后，于文帝开皇九年（589年）受命编撰梁、陈二史，未竟而卒。临终时遗命，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未竟的撰史工作。

姚思廉（557—637），唐代史学家，名简，以字行；本吴兴人，陈亡后，迁家关中，为雍州万安（今陕西西安）人。唐初贞观年间，姚思廉与魏徵同修梁、陈两朝历史。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，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。自贞观三年（629年）至贞观十年（636年），历时七年，最终完成了《梁书》与《陈书》的撰写工作。魏徵实际担任的是监修官，只在两史的本纪部分及《陈书》皇后传后写有几篇论赞。

姚察、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，但都有较深的文学素养。在史学撰著方面，他们力戒辞藻的华丽与浮泛，文字简洁朴素，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，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。

《梁书·侯景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侯景之乱是南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，列传详细记录其叛乱过程（如“台城之围”），以及梁武帝“饿死台城”的结局，揭示侯景从东魏降将到乱臣贼子的蜕变。

《梁书·周舍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周舍以“直言敢谏”著称，列传中收录其与梁武帝的对话，如“陛下有尧舜之资，而未用尧舜之道”，反映南朝君主与士大夫的互动模式。

陈书

《陈书》，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（557年）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（589年）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。

《陈书》共三十六卷，本纪六卷、列传三十卷，无表、志。其中，本纪多属姚察旧稿；除高祖陈霸先分两卷外，其余世祖、废帝、宣帝及后主各一卷。姚察原为陈朝臣子，故在本纪记事中多有曲笔。

列传三十卷，所立类传有皇后、宗室、孝行、儒林及文学等，较《梁书》少，并不载其他民族事迹。

列传中有姚思廉为其父所作传记，如同萧子显于《南齐书》中为其父萧嶷作传，自然不乏溢美之辞。

《陈书·徐陵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徐陵是南朝骈文大家，列传中保留其《玉台新咏序》等作品，同时记录其出使北周的外交活动，展现南朝文人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的双重角色。

《陈书·毛喜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毛喜在陈后主时期力主“保境安民”，列传中详述其与佞臣孔范的斗争，体现南朝末年忠臣的困境，与《陈书》“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”的编纂意图契合。

魏书

《魏书》，纪传体北魏史。全书共一百二十四卷，其中帝纪十二卷、列传九十二卷、志二十卷。因一些纪、传和志篇幅过大，又分为二卷或三卷，实际上共一百三十卷。

作者魏收（507—572），北齐史学家，字伯起，小字佛助，下曲阳（今河北晋州西）人。他机警能文，是北朝三才子之一。北魏时任散骑常侍，编修国史。北齐时任中书令兼著作郎，奉诏编撰《魏书》；后累官至尚书右仆射，监修国史。北齐天保二年（551年），文宣帝高洋令魏收设馆撰魏史，由平原王高隆之监修；天保五年底，全书完成。

魏收奉诏著《魏书》时曾声称：“何物小子，敢共魏收作色？举之则使上天，按之则使入地。”书成之后，众口喧嚷，指为“秽史”。

《魏书》包举一代，尚属详备。《魏书》首创《序纪》，记述鲜卑拓跋部早期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。它还创立了《官氏志》和《释老志》，但疏漏亦不鲜见。

《魏书》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，纪缺二卷、传缺二十二卷，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，分别由后人取其他史书补足。

《魏书·崔浩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崔浩是北魏政治家，列传中记录其主持修史（如《国记》）被诛的经过，反映北魏“胡汉矛盾”与文化冲突，同时揭示专制政权对史学的控制。

《魏书·尔朱荣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尔朱荣以“河阴之变”血腥镇压北魏朝臣，列传中详载其军事才能与残暴手段，是理解北魏末年军阀割据的典型案例。

北齐书

《北齐书》本名《齐书》，宋时才加一“北”字而成今名。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，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，集中反映了东魏、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历史。

作者李百药（565—648），唐代史学家，字重规，安平（今属河北）人。其父李德林，任隋内史令，预修国史，撰《齐史》。唐太宗贞观元年（627年），李百药奉诏修撰《齐史》。他参考父亲未完成的遗著、隋代王劭的《齐志》，于贞观十年撰成五十卷的《齐书》，今称《北齐书》。

《北齐书》共五十卷，其中帝纪八卷、列传四十二卷。不过，它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，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，其他都是后人用《北史》等著作增补的，这使其价值大大降低。但是，即便如此，它还是为我们了解东魏、北齐历史提供了一部断代史著作。

《北齐书·高欢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高欢是北齐奠基人，列传中通过其与尔朱氏、宇文泰的斗争，展现北魏分裂为东西魏的历史背景，同时收录其“韩陵之战”的战术细节，体现军事家的战略眼光。

《北齐书·颜之推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颜之推以《颜氏家训》闻名，列传中记录其“三为亡国之人”的经历（梁、西魏、北齐），反映南北朝士人在乱世中的生存智慧。

周书

《周书》虽以“周”题名，但实际上记述了从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、西魏到581年杨坚代北周为止的四十八年的西魏、北周的历史。

唐太宗贞观三年（629年），令狐德棻（583—666）受命担任《周书》的主编，秘书郎岑文本、崔仁师协助编写，最终于贞观十年（636年）撰成了五十卷的《周书》，其中帝纪八卷、列传四十二卷。

此书的取材仅限于西魏史官柳虯关于西魏的史实、隋代牛弘的《周史》，叙事考订欠缺。但在突破北周时空范围方面，均为他书所不能取代。

《周书》由于所根据的资料贫乏，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大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，因而显得单薄、不合史实。但是，它毕竟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，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，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。由于《周书》以前关于西魏、北周历史的载记都未能保存下来，而稍后的《北史》有关部分基本上是删节《周书》，因而它成了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、北周历史最基本、最原始的一部史书。

原书至北宋初已经残缺，今本多取《北史》及唐人史抄补缀而成。虽然它在流传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，经过后人的增补，但它的价值仍为人们所公认。

《周书·宇文泰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宇文泰是西魏实际掌权者，列传中详述其“关中本位政策”（如府兵制起源），以及与高欢的长期对抗，是理解北周统一北方的基础。

《周书·苏绰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苏绰是西魏改革家，列传中收录其《六条诏书》（如“先治心，敦教化”），反映北朝统治者对儒家伦理的重视，以及制度创新的能力。

隋书

《隋书》是由多人共同编撰的，分为两阶段成书，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。全书共八十五卷，分别为帝纪五卷、列传五十卷、志三十卷。其中，有十志记载了南梁、南陈、北齐、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，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、魏。

唐高祖武德四年（621年），令狐德棻提出修梁、陈、北齐、北周、隋等五朝史的建议。次年，唐朝廷命史臣编修，但数年过后，仍未成书。

唐太宗贞观三年（629年），重修五朝史，由魏徵“总知其务”，并主编《隋书》，参加编写的还有颜师古、孔颖达、许敬宗等人。贞观十年，隋书和梁书、陈书、北齐书、周书同时完成，全称“五代史”。但是，它们都只有纪、传，而无志。

贞观十五年，唐太宗下令续修史志。最初由令狐德棻监修，后改由长孙无忌监修，参加编写的有于志宁、李淳风、韦安仁、李延寿、敬播、赵弘志等人。历时十六年，直到唐高宗显庆元年（656年）才修完。

《隋书》诸志是配合“五代史”写的，记述了南梁、南陈、北齐、北周、隋五朝的典章制度，故有“五代史志”之称。不过，因为该志以隋朝的为主，且隋朝是其中的最后一个朝代，所以把它并入《隋书》。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是继《汉书·艺文志》后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，除著录当时所存的著作外，还附载了一些已亡佚的典籍，并论述了学术的源流。它所创立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图书分类法，一直沿袭至清代。

却说，《隋书》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，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。主编魏徵（580—643）是唐初的著名政治家，有远见卓识；他主持五史的编撰，秉笔直书，“时称良史”。另一主编长孙无忌（？—659）也是唐初重要政治家，对法律有精深的研究，曾撰《唐律义疏》三十卷。孔颖达（574—648，唐代经学家）、于志宁（生卒年不详）、许敬宗（592—672）皆为唐初“十八学士”。颜师古（581—645）是训诂学家，李淳风是著名天文学家，李延寿（生卒年不详）是著名史学家。由这些政治家、专家学者主持修史，保证了《隋书》的质量。

《隋书》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，也是《二十四史》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。书中保存了大量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文化资料。

《隋书·李密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李密是隋末农民起义领袖，列传中记录其《讨隋炀帝檄文》与“瓦岗寨”的兴衰，展现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（如滥用民力、官吏腐败）。

《隋书·牛弘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牛弘以“博学多通”著称，列传中详述其主持修订《开皇律》与整理典籍的过程，反映隋朝在法律与文化领域的成就。

《隋书·薛道衡传》：薛道衡是隋代文学家，该传以“务存简正”的编纂原则，系统记述了他的生平，侧重其在南北朝至隋政权更迭中的仕途与文学轨迹。传记以编年体例叙述他六岁孤苦求学、北齐北周时期显露文才、隋初参与伐陈决策等经历，详述其官至内史侍郎的政治生涯及因创作《高祖文皇帝颂》引发政治争议的始末。文中引用他的诗文代表作，记载其出使南陈时的外交应答，呈现其“文雅纵横，金声玉振”的文学造诣。通过他被隋炀帝赐死的结局，可折射出隋代政治变局下文人命运与德政理念的关联。

《隋书·苏威传》：苏威是隋朝重臣，历经北周、隋两朝。该传记述了他跨朝代的仕宦历程，包括他早年因赈济亲属获誉，历任太子少保、民部尚书等职，参与制定律令、减免赋役，主张节俭治国等事迹。隋炀帝时期，他受倚重却卷入朋党之争被免官，晚年依附多方势力，归唐后未受重用。其性格刚直清廉而固执苛刻，施政兼具务实与严苛，律法改革影响深远但存争议。通过他的宦海沉浮，可以折射出隋代的制度变迁与政治生态。

《隋书·达奚长儒传》：该传以隋朝名将达奚长儒的军事生涯为主线，详述其历任北周、隋朝武职的经历，重点记录了平定蜀地、吕梁水战等战役细节，突出其以两千兵力击退突厥十余万大军的军事才能。传记兼载其恪守孝道、官至大将军等生平事迹，通过具体战例展现隋代武将在边防建设中的历史作用，行文延续传统史传注重事例佐证的书写风格。

《南史》

《南史》，记事起自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（420年），止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（589年），共记述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代一百七十年的历史。《南史》与《北史》为姊妹篇，由李大师、李延寿父子两代人撰成。

李大师（570—628），由隋入唐的历史学家，相州（今河南安阳）人。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各朝的断代史彼此孤立、记事重复、缺乏联系，于是打算采用编年体撰写《南史》与《北史》，使南朝、北国各代的历史分别统编于这两部史著之中。但是，李大师所撰《南史》与《北史》未能成书；最后，由其子李延寿继续撰成，合称为“南北史”。

李延寿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唐初历史学家，字遐龄，大约卒于唐高宗仪凤年间（676—679年）。所撰《南史》，依据《宋书》《齐书》《梁书》《陈书》诸史删繁就简，重新编纂，合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代历史于一书，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（659年）。

《南史》共八十卷，其中有本纪十卷、列传七十卷，无表、志。本纪中有《宋本纪》三卷、《齐本纪》二卷、《梁本纪》三卷、《陈本纪》二卷。列传中除专传外，列类传九种。

在内容方面，《南史》对南朝四史多有增删，其中《宋书》删削最多，凡不重要的诏诰、奏疏、诗文，全部删去。增加史实内容的，以《齐书》《梁书》为多。此外，对于南朝四史中原有的讳饰、疏漏，以及诸史间重复、抵牾处，也多作了补订与改正，且又多引有正史以外的资料，丰富了传记文字。书中重视对南北各朝之间交往的叙述，为南朝各断代史所不及。全书文字简明，事增文省，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《北史》

《北史》全书一百卷，其中本纪十二卷、列传八十八卷。所记史实起于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（386年），终于隋恭帝义宁二年（618年），记述了北朝魏、周（包括东魏）、齐（包括西魏）、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。

虽然《北史》是在删节《魏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及《隋书》的基础上形成的，但由于作者李延寿曾参加修撰“五代史志”，对北朝史实较熟悉，再加上他世代居住北方，仕宦北朝，对有关故事见闻较多，因而，与《南史》相较，《北史》更为精审详尽。

北宋以后，《魏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均残缺不全，主要依靠《北史》补足。

《南史》《北史》虽贯通南朝、北朝，削除各朝国史相互攻讦之辞，但仍以北魏（包括西魏）、周、隋为正统王朝，而以南朝及东魏、北齐为“偏据”。

在内容上，李延寿根据隋代魏收的《魏书》增补了西魏三帝纪，《后妃传》中补了西魏诸帝、后，《宗室传》中对入关的元魏宗室都增补了资料，从而弥补了《魏书》《周书》的缺陷，成为了解西魏一朝历史的重要材料。

《北史·独孤信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独孤信以“三朝岳父”身份闻名（女儿分别为北周、隋、唐皇后），列传中通过其家族联姻，展现北朝至隋唐的门阀政治演变。

《旧唐书》与《新唐书》

五代后晋时期官修的《旧唐书》，是现存最早地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。它原名《唐书》，后来为了区别于宋代宋祁、欧阳修等编写的《新唐书》，才改称《旧唐书》。全书共二百卷，包括本纪二十卷、志三十卷、列传一百五十卷。

后晋高祖天福六年（941年），石敬瑭下命修撰唐史；出帝开运二年（945年），全书修成，历时仅四年多。

《旧唐书》在本纪中，文宗以前部分，多依据实录；肃宗以前部分，直接承袭国史旧纪，所以，它材料充实，记事比较可信。

在列传中，唐肃宗以前的人物传记，多袭用国史列传，记事比较详细明白；有的传里称玄宗为“今上”，有的还在最后保存了“史臣韦述曰”的议论，显露出了照抄国史原文的痕迹。所以说，它保存了旧史的原貌。特别是宋代以后除《顺宗实录》外所有的唐代实录、国史都已失传，这样，《旧唐书》中所保存的史料就更值得珍视了。

唐肃宗以后的国史尚未编出，唐宣宗以后的实录也未修成，由此看来，《旧唐书》的作者在修史时，唐代晚期的史料相当缺乏。虽然作者曾做过不少搜集史料的工作，但由于成书仓促，所以对于唐代晚期史事的记述仍显得粗糙，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、体例的完整、文字的简洁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点。

《新唐书》行世后，《旧唐书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废弃；等到明朝嘉靖十七年（1538）闻人诠等重新刊印后，才又广泛流传开来。《旧唐书》传布过程中的兴衰，既反映了它的缺点，也说明它有自己的长处，非《新唐书》所能完全取而代之。

《旧唐书·魏征传》《新唐书·魏征传》
推荐理由：魏征是贞观之治的核心人物，列传中收录其《谏太宗十思疏》与“以人为镜”的典故，体现唐代谏议制度的成熟。《旧唐书·魏征传》基于唐代国史、实录等原始档案，保留了大量原始对话与谏言细节。《新唐书·魏征传》语言凝练，注重文字雕琢，部分段落具有文学性。

《旧五代史·郭威列传》（《旧五代史》）
推荐理由：郭威是后周开国皇帝，列传中详述其“黄旗加身”的禅让过程，以及轻徭薄赋的政策，反映五代十国时期军阀向文官政府的转型

宋仁宗赵祯认为后晋刘昫的《唐书》浅陋，就下诏重修。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、宋祁、范镇、吕夏卿、梅尧臣、宋敏求等人。其中，列传主要由宋祁负责，本纪、志、表主要由欧阳修负责，所以《新唐书》署“欧阳修、宋祁撰”。

宋祁（998—1061），北宋文学家、史学家，字子京，开封雍丘（今河南杞县）人，幼居安陆（今属湖北）。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部分，于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。

欧阳修（1007—1072）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，擅长古文，他在嘉祐五年写定本纪、志、表。不过，接下来把列传与本纪、志、表合在一起时，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整齐划一。

《新唐书》全书二百二十五卷，包括本纪十卷、志五十卷、表十五卷、列传一百五十卷。

与《旧唐书》相比，《新唐书》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。首先，《新唐书》增加了以前各史所没有的《仪卫志》《兵志》。《兵志》的编修，为《二十四史》增添了新内容；在《新唐书》之后，许多史书都编写了《兵志》。其他几个志也各增补了新资料，质量多在《旧唐书》之上。

其次，《三国志》及其以后的各史都没有编写表，直到《新唐书》才又承袭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传统，编制了《宰相表》《方镇表》《宗室世系表》《宰相世系表》，为人们学习唐代历史提供了许多方便。

此外，《新唐书》还在列传中保存了《旧唐书》所未载的一些史料，又增补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，等等。

但是，《新唐书》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。如《旧唐书》本纪有三十万字左右，《新唐书》压缩到不足十万。个别的帝纪，删减得更加厉害，失去了许多可贵的史料。

总的来说，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各有优劣，不应厚此薄彼。

《旧五代史》

《旧五代史》原名《五代史》，也称《梁唐晋汉周书》。后世为了区别于欧阳修的《新五代史》，故称之为《旧五代史》。此书记述了唐朝灭亡以后的五十多年的历史，按五个朝代的更替的次序编排，包括“梁书”二十四卷、“唐书”五十卷、“晋书”二十四卷、“汉书”十一卷、“周书”二十二卷。“五书”各分本纪、列传。

“五书”之后，有《世袭列传》二卷，记述了割据一方但仍向中原称臣的李茂贞、马殷、钱镠等人的事迹；有《僭伪列传》三卷，记载了杨行密、李昇、王审知、刘守光、王建、孟知祥等人的事迹，他们独霸一方，称王称帝，名义上也不臣属于中原政权，作者认为是非正统的政权，所以另外立传；有《外国列传》二卷，记载了契丹、吐蕃、回鹘、高丽、靺鞨等部落的活动。

此外，《旧五代史》最后有志十二卷，具体分为天文、历、五行、礼、乐、食货、刑法、选举、职官、郡县等。

《旧五代史》的作者为北宋的薛居正（912—981，后唐清泰进士，后周时官至刑部侍郎；入宋后，曾随宋太宗平定北汉，位至司空）等人，其史料价值较高，而文字润色则稍差，比不上大文学家欧阳修编撰的《新五代史》。

北宋时，《旧五代史》与《新五代史》并行于世，学者可以参相利用，各取其长。金章宗泰和七年（1207年），朝廷下令专用《新五代史》，《旧五代史》遂逐渐湮没。明代初年，只有宫廷还藏有《旧五代史》；明成祖时编辑《永乐大典》时，收录了此书。清代乾隆年间修《四库全书》，竟找不到此书的刻本。于是，邵晋涵等人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录出来，又用《册府元龟》等书的引文来补充。同时又用其他史籍、类书、碑碣资料进行考订，恢复到了原书的十之七八。乾隆四十年（1775年），它成为《四库全书》中的一种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《旧五代史》。

《新五代史》，记事时间断限与《旧五代史》相同，原名《五代史记》，由欧阳修撰。

欧阳修在奉命编写《新唐书》之前，曾独自撰写了《新五代史》，约在景祐三年（1036年）以前开始撰写，到皇祐五年（1053年）基本写成，前后将近二十年。欧阳修的学生徐无党为本书作注。

《新五代史》

《新五代史》全书七十四卷，包括本纪十二卷、传四十五卷、考三卷、世家及年谱十一卷、四夷附录三卷。

《新五代史》与《旧五代史》体例很不相同。《旧五代史》是一朝一书，界限清清楚楚。《新五代史》则打破朝代界限，把五朝的纪、传综合编排，按时间先后次序排列。列传部分一律采用类传的形式，历事数朝的人，编在“杂传”。这是《新五代史》在立目编排上与其他史书显著不同的特点。

关于志的部分，《新五代史》只有《司天考》《职方考》，实际就是《旧五代史》的《天文志》和《郡县志》，其他都略而不志。这是它的一大缺憾。

就史料价值而言，《新五代史》比《旧五代史》稍逊，但也可以互补。由于《新五代史》后出，欧阳修看到了《旧五代史》编者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，而且他往往采取小说、笔记之类的记载，补充《旧五代史》所缺的史实，以加深读者对人物的理解。

《新五代史》文笔较之《旧五代史》要高出一筹，这也是后世《新五代史》盛行、《旧五代史》一度湮没无闻的原因之一。

《宋史》

《宋史》记载了宋朝赵匡胤建隆元年（960年）至赵昺祥兴二年（1279年）共三百多年的历史。

元顺帝至正三年（1343年），决定为宋、辽、金三朝各立一史，命执政大臣脱脱（1314—1355）为都总裁，铁木儿塔识、贺惟一、张起岩、欧阳玄、吕思诚、揭奚斯等为总裁官，主持修史，实际上的总负责人是欧阳玄（1273—1358，欧阳修之后）。

当时元朝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际，不允许各史的编写旷日持久，加上宋代史料极为繁富，又有前人的书稿为基础，所以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《宋史》。

《宋史》是“二十四史”中篇幅最多的。这是因为，赵宋政权存在的三百多年间，经济、文化有所发展，政治制度日臻完备；雕版印刷已被广泛采用，加之活字版的发明，大大促进了书籍的印刷和广泛流传。元朝编修《宋史》时存世的有关史料，如编年体的历朝实录、纪传体国史和宋人文集、笔记等，相当丰富，所以，《宋史》才有可能撰成鸿篇巨著。

《宋史》全书四百九十六卷，包括本纪四十七卷、志一百六十二卷、表三十二卷、列传二百五十五卷。志的分量庞大，占全书的三分之一，系统、详细地叙述了赵宋一代的典章制度，价值较高。其中，仅《食货志》就有十四卷之多；《礼志》二十八卷，相当于“二十四史”中其他各史《礼志》的总和。据粗略统计，列传中有传主二千余人之多；列传中有“世家”一目，记载十国投降宋朝的李煜、孟昶等人，与其他列传没有什么差别。

《宋史》成书匆促，对史料缺乏精心的剪裁，记事详略不一，其他如有目无文之类的疏忽，记事议论间有抵牾，都是其缺点。

《辽史》

《辽史》较系统地记载了我国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二百多年的历史，同时也兼记了辽立国前契丹的概况、辽灭亡之后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的梗概，是研究辽乃至契丹、西辽的重要史籍。

《辽史》是元修的三史之一，以脱脱为都总裁官。至正三年（1343年）四月开始撰写，次年三月即告脱稿，仅仅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。

在元人之前，辽人曾四次撰修实录，为尔后《辽史》的修撰提供了丰富的材料；在辽代之后，金代也十分注意总结前朝的成败得失，大力撰修《辽史》，前后共有两部《辽史》撰成。

元人撰修《辽史》，参据的主要是耶律俨《辽史》和陈大任《辽史》，并且在书中也多处标明了对二史的采摭。

元修《辽史》全书一百一十六卷，其中本纪三十卷、志三十二卷、表八卷、列传四十五卷、国语解一卷。其中，志、表多有特色，颇得后人好评；列传却较为粗陋，有充实内容的较少。

尽管《辽史》在编撰上存在着多方面的不足，但它毕竟保存了不少有关辽朝的历史文献；特别是在今天，耶律俨《辽史》、陈大任《辽史》，以及前面所列的“实录”等都已亡佚，《辽史》的价值便显而易见了。

《辽史·文学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记录辽朝文化精英如萧韩家奴、李澣等人的事迹。萧韩家奴以直言敢谏著称，其讽谏辽兴宗的典故（如“炒栗之喻”）展现士大夫的智慧；李澣的坎坷经历（如逃归后晋被俘）反映辽朝与中原的复杂关系。此传为研究辽朝文化政策与士人心态提供珍贵素材。

《辽史·逆臣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详载耶律察割、耶律重元等叛乱者的生平，揭示辽朝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。例如，耶律察割发动“火神淀之乱”弑君，其叛乱过程与辽室应对策略，是理解辽朝政治稳定机制的重要案例。

《辽史·游幸表》《辽史·部族表》《辽史·属国表》相关列传
推荐理由：虽为表而非列传，但《辽史》通过列表形式浓缩大量信息。如《游幸表》记录辽帝巡狩路线，反映契丹游牧文化；《属国表》记载辽与高丽、西夏的往来，揭示其“以夷制夷”的边疆策略。结合相关列传（如《高丽列传》），可全面分析辽朝的外交体系。

《金史》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。全书一百三十五卷，其中本纪十九卷、志三十九卷、表四卷、列传七十三卷。

《金史》

《金史》的撰修过程和《辽史》一样，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。参加修《金史》的主要有铁木尔塔识、张起岩、欧阳玄、王沂、杨宗瑞等。其发凡举例、论、赞、表、奏，皆欧阳玄属笔。

《金史》的取材主要是《金实录》，有关金末之事多取自元好问《壬辰杂编》、刘祁《归潜志》等。

《金史》在元人所修的三史中向有好评。《四库提要》说：此书“与《宋》《辽》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，故其首尾完密，条例整齐，约而不疏，赡而不芜，在三史中独为最善”。这种评价较具有代表性，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《金史》的撰修特点，体现了编撰者在安排内容和设目上的匠心。

《金史》独有《交聘表》，用表格形式列出金与宋、夏、高丽的使者聘往情况，实在是用极为简括的方式揭示了三国关系最复杂的内容，这在“二十四史”中可谓独创。

《金史》虽然某些记载上也有疏失，但瑕不掩瑜。

《金史·世纪》《金史·世纪补》
推荐理由：虽属本纪部分，但《世纪》追述女真先世（如完颜函普）的部落传说，《世纪补》补叙景宣帝、睿宗等未称帝的宗室事迹。这些内容为理解金朝政治合法性构建提供背景，如完颜阿骨打以“救民于水火”为旗号起兵，反映女真崛起的历史逻辑。

《金史·宗室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聚焦完颜氏贵族专政，如完颜宗翰（粘罕）主导灭辽伐宋，其军事才能与权力野心并存；完颜亮（海陵王）弑君篡位后迁都燕京，推动女真汉化改革。此传揭示金朝皇族内部的权力博弈与民族政策演变。

《金史·交聘表》相关列传
推荐理由：《交聘表》以表格形式记录金与宋、西夏、高丽的使臣往来，结合《宋史》《西夏书事》等史料，可还原金朝外交策略。例如，金朝通过“岁币”制度控制南宋，同时利用西夏牵制蒙古，体现其“以和保疆”的务实外交。

《元史》

《元史》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史书，成书于明朝初年。

明太祖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元朝灭亡，朱元璋下令编修《元史》。洪武二年，以宋濂（1310—1381）、王祎为总裁，汪克宽等十六人为纂修，开史局于南京天界寺进行编写。从洪武二年二月到八月，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时间修成元顺帝以前各代的历史，共一百五十九卷。

接着，明朝政府派欧阳佑持等十二人到全国各地征集元顺帝一朝的资料。洪武三年二月重开史局，八月书成，共五十三卷，历时一百四十三天。前后两次开局，共历时三百三十一天。

前后两次修成的文稿经过统一加工，共二百一十卷，其中本纪四十七卷、志五十八卷、表八卷、列传九十七卷。

《元史》成书后，饱受批评，主要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，没有认真地融合贯通，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，略加删削修改而成，因此，前后重复、互相矛盾的地方很多，至于取舍不当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同一传名，译法不统一，甚至出现一人两传的现象，这在其他官修正史中是看不到的。

《元史·忠义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收录元末殉国之士的事迹，如全普庵撒里（色目人）拒降陈友谅、朴赛因不花（高丽人）守元大都战死。这些人物跨越民族界限，体现元朝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忠君观念，反映儒家伦理对少数民族士人的影响。

《元史·释老列传》
推荐理由：作为《元史》创新，此传记载宗教（佛教、道教）在元朝的地位。例如，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、丘处机西行谒见成吉思汗，揭示宗教如何成为元朝统治工具，以及蒙汉文化融合的独特路径。

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相关列传
推荐理由：忽必烈是元朝核心人物，其列传（如《伯颜列传》）详载灭宋战争的战略（如“襄阳之战”的持久围困），以及治理中原的措施（如行省制、纸币制度）。结合《地理志》《食货志》，可全面分析元朝大一统帝国的构建逻辑

但是，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，《元史》仍是我们今天了解、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。首先，它是最早的全面、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；其次，元代重要文献十三朝《实录》《经世大典》《六条政类》等均已散佚，其部分内容赖《元史》才得以保存下来；此外，不少历史人物的事迹已没有其他史料可以查考，只有通过《元史》才能了解。

《明史》

《明史》主要记载了明朝朱元璋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共二百多年的历史。全书取材颇为丰富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

清代，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设史馆修撰明史，未成而罢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再开史馆纂修明史。徐元文（1634—1691，徐乾学之弟，均为顾炎武之外甥）、徐乾学（1631—1694）、王鸿绪（1645—1723）等先后担任总纂，聘史学家万斯同（1638—1702，黄宗羲之学生）核定稿件，最终成书《明史稿》。其实，此书多出自万斯同之手。

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，张廷玉（1672—1755）等为总裁，根据《明史稿》进行增减续修，至十三年定稿，即《明史》。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，修订刊行。

《明史》全书三百三十二卷，包括本纪二十四卷、志七十五卷、表十三卷、列传二百二十卷。其中，志写得比较成功，内容充实，编次得体。《天文志》《历志》《河渠志》包含了不少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，并反映了明代的一些新成就。《艺文志》不同于先前各史，它不著录存世的前代人的著作，只记载明代人的撰述。

《明史》有五种表，四种是因袭前史；《七卿表》则是新创立的，它把六部尚书和都御史列为七卿。《明史》列传新立了三个传目，即《阉党传》《土司传》《流贼传》。

《明史》虽以《明史稿》为蓝本，但对历史的记述仍然存在许多差别，两书可以相互补充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分史书为15类，即正史、编年、纪事本末、别史、杂史、诏令奏议、传记、史钞、载记、时令、地理、职官、政书、目录、史评。

正史的编纂体例都是纪传体，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。此外，还有《左传》《资治通鉴》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——以时间为中心，按年、月、日编排史实。

编年体最早起源于中国，是周代史官创造出来的。《左传》完善其体例，东汉荀悦《汉纪》创断代编年体，北宋司马光则成通史编年体。其他编年体史书，还有起居注、日历、实录等。

像《资治通鉴》这样一部时间跨度长达1362年的编年史，因它只是逐年记述，好像账簿一样。一件事情如果连续发生好多年，想了解某事全貌，便要翻阅好多卷，挑着拣着找，很不方便。

为解决这个困难，南宋的袁枢就把分散在《资治通鉴》不同年份的同一件事的材料集中起来，编写出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。纪事本末这种体裁就此诞生——以说清具体事件为主，不以年代、人物为主。

读史，先读正史，收获会更显著一些，这是正史的特点决定的。读史总纲：“先读《史记》，再读《左传》，再读《资治通鉴》，有余力就读全史。”有余力的人当是不多，但这种“先重点后一般”的读法是适合大多数人的。

二十四史中“史”与“书”的命名区别

二十四史中“史”与“书”的命名区别，本质反映了史学传统、官方修史制度及文化观念的演变，具体可从以下角度分析：

命名传统：从“书”到“史”的转变

“书”的起源与早期正史

• 命名逻辑：“书”源自《尚书》（意为“上古之书”），早期史书如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等以“书”命名，强调对某一朝代典章制度、人物事件的系统性记载。
• 典型案例：
  • 《汉书》：班固所著，专记汉代历史，体例为纪传体，但以“书”为名，体现早期史学的专题性。
  • 《三国志》：陈寿以“志”命名（魏、蜀、吴三部分），但宋代后多称“书”，反映命名习惯的模糊性。
• 特点：宋以前正史多为私修或半官方性质，作者以个人视角编纂，名称更倾向具体化（如“书”“志”）。

“史”的兴起与官方垄断

• 命名逻辑：唐代设史馆后，官方主导修史成为主流，宋代进一步强化制度，修史行为更具权威性。以“史”命名（如《旧五代史》《宋史》）凸显其作为国家正史的地位。
• 典型案例：
  • 《史记》：司马迁原作名《太史公书》，魏晋后专指其书，唐代列为史部之首，成为通史典范。
  • 《南史》《北史》：李延寿模仿《史记》体例，将南北朝历史合观，以“史”命名彰显大一统视角。
• 特点：宋代以后，“史”逐渐成为历史著作的通称，涵盖更广泛的历史范畴，与私人著述区分。

命名差异的文化逻辑

“书”的个体性与专题性

• 侧重记录：早期史书以“书”命名，强调对具体朝代或事件的详细记载，如《汉书》包举汉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。
• 作者视角：私修性质明显，作者通过个人选择呈现历史，如陈寿以“志”命名《三国志》，摒弃大一统视角，聚焦三国分立。

“史”的宏观性与权威性

• 官方认证：宋代后，同一朝代可能出现多部正史（如《旧五代史》与《新五代史》），以“史”命名便于区分新旧版本，强调官方修订的权威性。
• 政治象征：元代修《宋史》《辽史》《金史》时，采用“史”而非“书”，反映其对正统性的争夺；明清修《元史》《明史》延续此传统，强化国家正史地位。

特殊案例与命名例外

《三国志》的“志”与“书”之争

• 原始命名：陈寿原作分《魏国志》《蜀国志》《吴国志》，体现三国分立的历史观。
• 后世演变：宋代后多称“书”，反映命名习惯的趋同化，但“志”仍保留地理、风俗类文献的关联性。

唐代官修史书的“书”与“史”并存

• 《晋书》《隋书》：唐代官修，仍称“书”，延续早期传统。
• 《南史》《北史》：李延寿私修，却以“史”命名，体现对《史记》体例的模仿与官方认可的矛盾。

总结：命名背后的史学演变**

• “书”：侧重具体记录，反映早期史学的个体性与专题性，如《汉书》对汉代的全面记载。
• “史”：强调宏观叙事，体现官方对历史叙事的垄断与系统化编纂的成熟，如《宋史》对宋代历史的权威定论。
• 转变节点：宋代是关键期，官方修史制度确立，“史”逐渐取代“书”成为正史通称，但命名传统仍存在例外（如《三国志》）。